安第斯山空难72天求生绝境，为了生存，他们只能吃掉同伴……

• 这是一架坠毁在安迪斯山脉的飞机。
• 1972年安迪斯空难幸存者在绝境中生存的真实故事。
• 橄榄球队的队员们面临食物危机和生存抉择。
• 救援希望破灭后，生存与伦理的复杂冲突。
• 人性深处的不屈精神在绝境中绽放。

这是一架坠毁在安迪斯山脉的飞机，你被困在冰封的无人区，凄寒交迫，救援的希望早已破灭，食物即将耗尽。在你的脚下，逝去的同伴是唯一能够活下去的希望。你会怎么做？这不是生存游戏的假设，而是1972年安迪斯空难幸存者们在长达72天的求生绝境中，每一天都必须回答的残酷问题。

大家好，我是车驰，这期视频我将为您讲述的是一场真实发生的关于生存和伦理的极限考验。1972年10月12日的乌拉圭，春意盎然，一支名为老基督徒的业余英式橄榄球队在乌拉圭首都蒙德维德亚的卡拉斯克机场登上了乌拉圭空军五拐腰航班。这支橄榄球队正准备前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进行一场友谊赛。

在登机的40名旅客中，有球队的队长马赛洛·培雷兹，他性格沉稳，是球队的主心骨；索求丰·南多·帕拉多就读于斯特拉·阿利茨学院，他阳光开朗，性情温和；四肢又边位的罗贝托·卡内萨，虽然身材矮小，但体力过人，是一名医学生。对于这些年轻的队员来说，与其说是橄榄球比赛，这趟行程更像是一场难得的跨国度假之旅。

当地时间上午8点05分，这架隶属于乌拉圭空军的仙桐FH27D双发涡桨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这款飞机是福克F27的加强版本，被授权给仙棠公司在美国制造。它比标准版延长了1.83米的机身，搭载了功率更高的罗尔斯·罗伊斯达特5327型发动机。起飞后的客舱内充满了青春的喧嚣，队员们互相开着玩笑，讨论着即将到来的比赛，憧憬着智利的风景。

在驾驶舱内，副驾驶丹特·赫克托·拉古拉拉中校正在操纵飞机，有着517小时飞行时间的机长乌里奥·塞塞尔·费拉达斯上校正在考察这名副驾驶的业务能力。费拉达斯机长在此前已经成功直飞过29次相同的航线。然而今天，安底斯山脉的天气却极不友善，强劲的风暴笼罩了整个山区，飞行条件相当严峻。

起飞三个小时后，航班在阿根廷门多萨降落补充燃油。费拉达斯从其他飞行员得知山区天气仍在持续恶化，出于安全考虑，他决定暂停飞行，等待次日天气好转。可惜的是，第二天的气象条件并没有改善。费拉达斯机长判断天气可能会在下午好转，他决定推迟出发时间。

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一点，时间已经非常紧迫，因为阿根廷规定外国军用飞机不得在境内停留超过24小时。是冒险继续前往圣地亚哥，还是返回蒙德维德亚，两名飞行员必须立即做出选择。我们包机是为了让你们带我们去，焦急等待的橄榄球队员们开始质疑飞行员的业务能力。

在经过最后一次简短商议后，费拉达斯机长最终决定继续飞往圣地亚哥。下午2点18分，航班在旅客们的欢呼声中从门多萨再次起飞。在他们的前方，古老而神秘的安地斯山脉与变幻莫测的天空正在静静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从门多萨到圣地亚哥之间的山脉地区是整个安地斯山最高的区域之一，南半球的最高峰阿空加瓜山就矗立在此。对于这架满载的FH27D飞机来说，250英尺的最大巡航高度限制无法使用直线航路飞往圣地亚哥，所以无拐要航班只能选择更长的U型航线。飞机起飞后将从门多萨向南飞行180公里，在抵达马拉圭后右转向西飞行，穿越海拔高度较低的普兰琼山口，达到库里科之后再向北转向圣地亚哥。

起飞一个小时之后，五拐腰航班开始向西转向，越往前飞，地势越高，天气也越发恶劣，安蒂斯山脉被吞没在厚厚的云层中。下午3点21分，副驾驶拉古拉拉向管制员报告：“我们已经飞越普兰雄山口。”一分钟后到达库里科信标台，三分钟后他再次报告：“我们已经看到了库里科，现在开始右转申请下降高度。”管制员同意了请求，飞机开始逐渐下降，钻入了茫茫的云海。

致命错误就是在此刻发生的，五拐腰航班转向的位置距离库里科西标台其实还有60公里。对于使用仪表规则的无拐腰航班来说，飞行员无需依赖目视地标，也不需要通过计时与测速来估算位置，他们使用的是VOR-DME地面导航系统。地面站发射无线电信号，飞机在收到信号后就可以解算出当前与无线电信标台的相对位置和距离。在事发当天，库里克的无线电信标台没有发生故障，那么导致副驾驶拉古拉拉提前转向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飞机本身的导航设备出现了故障。

当他们以为自己正飞越库里克上空时，仪表上错误的距离数字将他们引向了一条万劫不复的歧途。在恶劣天气的猛烈袭击下，飞机如同巨浪中的一叶偏舟，在翻滚的云层里剧烈颠簸。橄榄球队员们非但没有害怕，反而将每一次失重和超重都视为空中过山车，发出一阵阵游乐园般的欢呼。然而，驾驶舱内的气氛却截然不同，凝重得令人窒息。

副驾驶拉古拉拉双引紧盯着导航仪表，而费拉达斯机长正在焦急地望着窗外，他试图在浓厚的云层中找到那片本应出现在视野中的绿色平原。南多，你快看窗外，坐在闲窗边的潘奇托压低声音对身旁的南多说道：“我们是不是离山太近了？”南多立刻俯身向窗外望去，一堵由岩石和积雪构成的巨大山壁赫然出现在了眼前，颤抖的机翼正朝着林荀的身体不断逼近，客舱内的座椅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金属摩擦声，仿佛下一秒就要散架。

潘奇托的判断没错，由于过早的转向和下降，五拐腰航班没有飞向平坦的谷地，而是静止闯入了安迪斯山脉的腹地。突然，一座山体毫无征兆地闯入了费拉达斯机长的视野，他大吼道：“拉升！”副驾驶拉古拉拉用尽全力向后拉动操纵杆，两台发动机发出了绝望般的嘶吼，这架正与自然力量抗争的飞机开始勉强地向上爬升。然而，这一切实在是太晚了，飞机撞上了沿着伊丽卡火山北侧的一座无名山峰，右侧机翼瞬间被撕裂，断裂的机翼在向后飞甩的过程中切断了飞机的整个尾部，这架仙桐飞机只剩下一个光秃的机身，沿着陡峭的冰川以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疯狂滑坠。在沿着山体滑行了725米后，机身残骸撞上了一个巨大的雪堆，搁浅在了海拔357米的雪山绝境之上。

当南多·帕拉多从漫长的昏迷中苏醒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天。他发现自己躺在扭曲的客舱地板上，刺骨的寒意渗入骨髓，是队友罗贝托·卡内萨的声音将他从黑暗深处唤醒。南多的意识刚刚清醒，残酷的现实便接踵而至：同行的母亲在坠机当天就已离世，她的妹妹苏珊娜伤势为重，生命正在一点点地消逝。幸存的球迷科切·因希尔特告诉南多，在机尾脱落时，五名旅客和两名机组成员被抛出机外。当机身猛烈地撞向雪堆时，客舱座椅在巨大的冲击力下脱离，四名旅客被挤压在客舱前隔板，不幸遇难，驾驶舱内费拉达斯机长被变形的仪表压迫胸腔而亡。机上的45人中，只有3人在坠机后幸存。

医学生罗贝托·卡内萨和古斯塔沃·塞尔比努立即展开救治，他们运用专业知识对伤员进行分类，优先抢救生存希望较大的伤员。在没有任何医疗用品的情况下，他们使用飞机残骸制作了用来固定四肢的夹板，将伤员安置在雪地上。严寒虽然刺骨，却意外地减轻了伤者的痛苦，减缓了新陈代谢，为生存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科！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科！”奄一息的副驾驶拉古拉拉身负重伤，被困在扭曲的驾驶舱内，他像是赎罪一般一直重复着这句话。罗贝托和古斯塔沃给拉古拉拉喂了一些鸡血来接客，拉古拉拉教他们如何使用飞机上的无线电。然而，飞机已经失去了电力来源，绝望中他请求罗贝托找到他的手枪来结束痛苦。罗贝托和古斯塔沃没有理会他，返回了客舱。

作为队长，马赛罗·佩雷兹在灾难发生后毅然担起领导重任。他意识到救援最快也要次日才能抵达，必须带领身着春装的大家在没有任何保暖用品的冰封绝境中度过第一个夜晚。他组织身体状况较好的幸存者在机舱内清理出了生存空间，使用行李和座椅封堵住机身的缺口；在飞机后侧的破洞外搭建了一堵雪墙来抵御呼啸的冷风。如果没有这些及时有效的措施，恐怕很少有人能见到第二天的曙光。

对于这些几乎是第一次亲眼见到雪的幸存者们来说，安第斯山脉的第一个夜晚漫长而残酷。零下30度的刺骨低温几乎冻结了他们的希望。罗贝托拆下了座椅布套，让大家使用，幸存者们紧挨在一起，共享彼此的体温。当黎明终于来临时，马赛洛第一个站起身，逐一唤醒全梭的同伴，鼓励大家行动起来。他坚定地告诉大家要保持信念，救援队很可能在今天就会出现。

令人遗憾的是，五名幸存者由于低温和锅中的伤势没能挺过第一天，这其中就包括被困在驾驶舱的副驾驶拉古拉拉。在马赛洛的阻止下，幸存者们开始仔细收集散落在机舱各处的食物。面对有限的资源，他做出了一个艰难而正确的决定，实施严格的定量分配。幸存者们的餐食也许只是一小块饼干或者一小勺果酱，再配上一口葡萄酒。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这种严格的配给制度是他们延续生命的唯一选择。

一阵微弱但清晰的螺旋桨声划破了雪山的寂静，那是幸存者们在山上的第四个下午，一架小型飞机正从他们头顶的空中掠过。瞬间，所有幸存者都疯了似的冲向雪地，他们尖叫着、挥舞彩色的衣物，还用行李在雪地上摆出了一个十字。有人激动的发誓，他清楚地看到那架飞机的机翼向他们摆动了一下。

在空难发生的第二天，来自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的一架飞机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搜救行动。不幸的是，从高空俯瞰，白色的仙桐飞机已经和雪山融为了一体，散落在周围的金属残骸在救援队眼中不过是冰川上常见的黑色尸块。飞机没有回来，也没有空投物资，直到夜幕降临，仍然没有救援队的迹象。

当新的一天来临，许多幸存者开始被剧烈的头痛所折磨，这正是高原反应的典型症状。对于登山者来说，他们通过缓慢上升、循序渐进的方式让身体逐步适应高海拔环境，但是这群年轻人却是被意外空投到了海拔三千多米的雪线之上，致命的肺水肿和脑水肿风险正在时刻威胁着每一个幸存者的生命。难度和他的伙伴们意识到等待不是办法，必须主动争取生机。

双腿骨折的阿图罗·诺盖拉开始研究起驾驶舱内的航途。其和副驾驶临终前反复念叨的“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科”。幸存者们推断，智力就在山的西侧，四名身体最强壮的幸存者组成了探险队，朝着看似不远的山顶进发，期盼能在山的那头看到人烟。然而，他们低估了大自然的威力，稀薄的空气让每一步都变成喘息，看似坚实的雪下暗藏着致命冰凤他们拼尽了全力，却连半山腰都没能抵达，只能狼狈而归。

那一晚，机舱残骸中弥漫着绝望和冰冷的雾气，连队伍中最强的四人都被大山轻易地击败，其他人还有什么希望？但难度强烈的求生欲让他坚定地认为困守于此只有死路一条。他必须行动，必须向西，必须走向智力，走向胜迹。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救援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低，幸存者们的士气日渐低落，有些人变得麻木，漠然对周遭的一切失去反应。

南多的妹妹苏珊娜在坠毁后的第八天因为伤势过重离开了人世。第十一天一早，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罗伊·哈雷从飞机残骸中找到了一个还可以正常工作的收音机，幸存者们在断断续续的信号中听到了一则足以击碎所有希望的新闻。经过十天搜索，智利正式决定停止救援。救援队认为，在那片寒冷危险的山脉中无人能存活超过一周，这个世界彻底抛弃了他们。

幸存者们的食物储备只有几块花生巧克力，一些零食和几瓶葡萄酒，但是在高海拔地区，身体的热量需求是惊人的。即使施行最严格的配给，食物仍在快速消耗，幸存者们一次又一次地搜索残骸，寻找碎屑和食物残渣，他们甚至开始食用随身行李的皮革。这片被冰雪覆盖的山脉荒芜而伺机，看不到任何植被，也见不到动物的踪迹。当难度吃掉最后一小块巧克力时，一个可怕的念头不受控制地浮现：如果他们想活下去，就必须获得食物，而眼前只有一个可能的食物来源。

关于是否食用逝者肉体的争论在幸存者中持续了数日，他们大多数都是教徒，有人担忧这会使灵魂背负永恒的诅咒，也有人根本无法接受将朋友的遗体切块的想法。但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他们最终别无选择。所有人围成了一圈，许下了一个沉重的承诺：任何一个人若不幸死去，他的身体将成为其他人活下去的食物。

随着救援希望的彻底破灭，三名探险队员决定再次向雪山发起挑战，斯特劳赫兄弟用驾驶舱遮光板为他们制作了简易雪地墨镜，背负着全体幸存者的希望。这支小队踏上了征途，黄昏降临时，他们只爬到了半山腰。他们找到了一块平地，用石头堆砌矮墙来抵御寒风，三个人紧扣在一起，用身体相互取暖，熬过了漫漫长夜。

次日清晨，探险队再次出发，但是单薄的衣物和简陋的装备完全无法抵挡高山的严寒，他们不得不放弃攀登，被迫撤退。虽然没能找到万众期待的机尾残骸，但他们在途中发现了散落的飞机碎片和行李。当古斯塔沃从半山腰回望山下时，远处的生存基地在苍茫雪原上缩成了一个模糊的半点，那可能是岩石，可能是阴影，但绝不是救援队能够识别的飞机残骸。

在那一刻，一个冰冷的真相击中了所有幸存者，他们没有获救的希望。随着不断出现的坏消息，曾经的团队核心马赛罗心态彻底崩溃，他从一名果断的领袖变成了对周遭漠不关心的普通人。发明集水器和雪地墨镜的菲托·斯特劳赫站了出来，他以沉稳坚定的姿态成为了团队新的领袖，为幸存者们提供了稳定的精神依靠。

菲托等人还成功说服了拒绝使用遗体的梅索尔夫妇以及努马·图尔卡蒂。就在队长马赛洛持续消沉的同时，南多与斯特劳赫兄弟确立了一个清晰而坚定的生存计划，耐心等待天启窗口，精心规划路线，然后主动出击寻求救援。

10月29日，27名幸存者蜷缩在积深残骸内，正准备渡过又一个难以忍受的黑夜。就在众人昏昏欲睡时，山间传来雷鸣般的巨响，一场巨大的雪崩从山顶呼啸而下，瞬间将积深残骸淹没。雪崩后的日子如同置身冰雪地狱，机舱外正肆虐着猛烈的暴风雪。直到1月1日，雪崩发生4天后，暴风雪终于停息，幸存者通过轮流挖雪的方式，终于得以脱困。他们又耗费了整整8天，才将机舱内堆积如山的积雪清除。

这场灾难夺走了8人的生命，其中包括橄榄球队的队长马赛洛和当时唯一的女性幸存者莉莉亚娜·梅索尔。经历过这场生死考验后，南多的求生意志燃烧得更加炙烈。当有人提起安地斯山脉的夏季将在1月15日正式来临时，南多发誓无论是否有人同行，他都会在那天出发寻求救援。

11月15日，双腿骨折的阿图罗·诺盖拉最终因腿部感染引发的全身性败血症而不幸去世。南多、努马、罗贝托与安东尼奥四人组成的探险队强忍住再次痛失队友的悲痛，踏上了征途。这一次，他们放弃了向西翻越雪山的计划，转而向东侧下行，他们认为朝着远处那片开阔的白色山谷前进反而能找到生机。然而出发仅仅一个小时，暴风雪骤然袭来，探险队被迫撤回。

今生残骸在暴风雪肆虐了两天后，南多、罗贝托和安东尼奥再次启程。这一次努马没有通行，他的身体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向东行进数小时后，他们发现了隐藏了一个多月的宝藏——飞机的尾部残骸，静静的躺在雪地中。他们在散落的行李箱中找到了完好的衣物、狼母酒、巧克力，还有一个装有胶卷的相机。当晚，探险队决定在此扎营，他们点燃了从行李箱中找到的纸币取暖。这些象征财富的纸片终于在绝境中发挥了真正的价值。

然而第二个夜晚的露天宿营几乎让所有人丧生，在彻骨严寒中挣扎到天亮之后，探险队认为继续向东探索，会渗入安底斯山脉的核心地区。然而，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在他们的东侧20公里外，就是废弃的埃尔索斯内多温泉酒店。回到机尾后三人沮丧的发现电池过于沉重，根本无法搬运。

他们调整了计划，先返回基地拆下无线电设备，再带回机尾连接电池。在经过几天的拆解研究之后，罗伊·哈雷、南多、罗贝托、安东尼奥携带着驾驶舱的无线电台来到了机尾。然而，当他们满怀期待的启动设备时，无线电却毫无反应。这个看似可行的方案，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幸存者们并不知道飞机电气系统使用的是交流电，而机尾电池只能提供直流电，他们陷入了更深的绝望。

12月的第一周，安迪斯山脉终于迎来了夏季的暖意。在天气清好的时候，幸存者们集体在残骸脉晒起了日光雨。当他们闭上眼睛时，仿佛回到了故乡蒙德维德亚的海滨浴场。正是这样日渐温暖的天气，让南多和同伴们的体力得以缓慢恢复。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刻，幸存者们依然坚守着他们的承诺，绝不碰触飞机上三位女性遇难者的遗体。

他们再次开始筹备向西的征程，为了让旅途尽可能的顺利，幸存者们使用从机尾收集的保温棉，手工缝制了简易睡袋，这能在露宿时保住性命。睡袋其实在12月初就已经完成，但南多却遭遇了意料之外的阻力——他最信赖的伙伴罗贝托动摇了。由于之前听到的广播新闻，罗贝托坚信救援即将到来，他想再多等一段时间。等待没有带来救援，却带来了另一场悲剧。

12月1日，他们的好友努马·图尔卡蒂永远闭上了眼睛。努马的离世深深触动了罗贝托，让他坚定了必须活下去的决心。12月12日，微风轻拂，天空湛蓝如洗，由南多·帕拉多、罗贝托·卡内萨和安东尼奥·维辛廷组成的探险队第四次踏上了征途。南多早已将自己视为已死之人，不再畏惧攀登雪山的风险，他立下誓言：要么找到救援，要么在尝试中死去，绝不回头。

临行前，他轻声的对卡利托斯说：“在最后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我的母亲和我的妹妹。”阳光炙烤着雪地，探险队员每走一步都会陷入松软的积雪，空气随着海拔升高越发稀薄，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艰难的喘息。经过762米后，南多沮丧的发现，山顶依然遥不可及。想到仍在机舱残骸中苦苦等待的同伴，他们咬紧牙关继续前行。

当晚，三人挤在用飞机保温棉缝制的简易睡袋中露营，彻夜的痛苦煎熬让每个人都精疲力尽。黎明来临，他们将冻僵的脚塞进结冰的鞋，继续向上攀登。直到第三天清晨，他们来到一面近乎垂直的冰封绝壁，别无选择，只能向上。南多用简易的登山杖在冰壁上砸出踏脚处，三人一步一步的艰难攀爬。

数小时后，当他们终于登顶时，眼前的景象却让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目光所及只有延绵不绝的雪山，副驾驶拉古拉拉的错误信息始终都诱导了他们，飞机并非坠落在安迪斯山脉的边缘，而是安迪斯山脉最深、最荒凉的腹地。然而，难度没有被眼前的景象击垮，他敏锐的注意到西边地平线上有两座没有积雪的山峰，一条山谷正从他们脚下蜿蜒而出，但这段路程可能需要数日甚至数周才能走完。

到那时，他们仅存的食物早已耗尽。面对现实，他们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两个人活下去的机会比三个人更大，安东尼奥必须独自返回飞机残骸。离开残骸第四天的清晨，南多和罗贝托与安东尼奥道别，开始继续向西前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个人在冰川覆盖的谷底艰难前行，迂回穿行在冰缝间。但南多始终坚信，好运这一次会站在他们这边。

在南多和罗贝托踏上旅程的第八天，随着海拔持续地降低，他们脚下的积雪变成了松动的碎石。这天下午，罗贝托突然停下脚步，他发现地上有一个生锈的罐头，这是两个多月来他们第一次看见人类生活的痕迹。第九天下午，罗贝托的身体已经濒临极限，每迈一步都异常艰难，但获救的希望支撑着两个人继续向前。

他们爬上了一片广阔的草原，看见了用石墙围起的蓄澜。唯一的阻碍是一条横在面前波涛汹涌的河流。傍晚时分，奇迹降临了，罗贝托发现河对岸有一名骑马的牧民。他用最后的力气疯狂呼喊，尽管湍急的河水吞没了大部分的对话，但有一个词清晰的传了过来：明天离开残骸。

第十天的黎明时分，南多从睡梦中惊醒，他望向河对岸，三个男人正围坐在微弱的篝火旁。他立刻放声呼喊，拼命的挥舞手臂。对岸的人扔过来一块绑着纸条的石头，南多在纸条上写下了自己的身份、坠机的经过以及仍有同伴被困在山上的信息。牧民读完回信郑重地点了点头，用手势示意他们在此等候。

天亮之后，一名叫塞尔吉奥·卡塔兰的男子骑着马出现在他们面前，这一刻，南多和罗贝托终于确信，他们以及山上的所有同伴真正得救了。

12月2日清晨，残骸中的幸存者们从广播中听到了南多和罗贝托获救的消息。当天下午，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两架直升机冲破恶劣天气，降落在雪原上。由于天气条件的限制，首批只能撤离6人，救援队留下了物资与剩下的8名幸存者共同等待第二批次的救援。

12月23日，在安地斯山脉的冰封绝境中坚守了72天后，16名幸存者终于全数获救。幸存者们被紧急送往圣地亚哥的医院，接受脱水、冻伤、骨折、营养不良与坏血病的治疗。幸存者们在蒙德维德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首次向公众坦承了包括不得已使用同伴遗体在内的全部求生经历。

尽管在一开始他们遭遇了舆论风暴，但当他们说出那份生死契约，每个人都承诺若自己死去，愿意身躯延续同伴生命之后，质疑声逐渐平息。遇难者家属也公开表示：“我们接受他们为了生存所做的一切。”当文明的庇护被彻底剥离，当救援的希望彻底熄灭，这群年轻人被迫直面生命的最原始命题。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生存知识，他们唯一拥有的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不屈精神。人们将这次生存奇迹和1950年乌拉圭夺得世界杯的壮举相提并论，甚至有人坦言羡慕他们在雪山中的经历，希望自己当时也在现场。可是南多·帕拉多在回忆录中写道：“那里根本没有任何荣耀，山中只有丑陋、恐惧、绝望，以及目睹那么多无辜生命逝去带来的深深羞愧。”

正如南多所说，山中从无荣耀，但正是在那片吞噬了29个生命的绝境，人类最珍贵的品质——坚韧、牺牲、希望与爱，在绝境的淬炼中绽放出了最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