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为什么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新中国系列·1】

• 新民主主义旨在发展公有制同时保留私有制经济
• 土改后，东北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70%的农户过上了中农生活
• 但10%的农民生活下降，迫使他们需要卖地
• 在1950年代，中国经济形势改变，逐步取消新民主主义政策
• 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强调了集体化的重要性

新民主主义最早由教员在1940年代提出，是新中国建国之初的社会制度。它意味着在发展公有制的同时保留私有制经济。按照最初的构想，新民主主义的任务是调动一切生产力完成工业化，接着再走向社会主义。少说得实行15年，然而仅仅过了4年，中央就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开始改造资本主义。

那么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迅速改变了长期实行新民主主义的计划呢？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但早在1947年，东北的检方区域就开始了土改。按照政策，每个农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分到了三道五目土地。三道五目就是2000到3300平方米，加起来每家差不多分到一个足球场。土改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他们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变工队、互助组。

到了1949年，东北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约70%的农户过上了以前中农的生活。从前是缩一节时，现在是早晨金黄，后中午1:69，晚上玻璃秀。也有20%的人口稍微差一点，虽然没达到中农，但也比以前的生活有了改善。

看起来一切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但问题出在剩下来的10%上。虽然土改打倒了地主，解决了农民无地、少地的困难，但它并没有导致农业的经济革命。小农经济面临的老难题一个也没少，比如说劳动力的问题。虽然有了地，但农户是否有足够的人力来耕作呢？少年劳动力生病了怎么办？家里没小孩或者小孩太多了怎么办？

再比如农业靠天吃饭的问题，遇到了干旱、水灾、重旱该怎么办？总之在这些七七八八的情况影响下，东北大约有10%的农民在分到土地之后，生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下降了。他们唯一的出路是出卖土地与自己的劳动力。那卖给谁了，自然是分田之后最富的那一批农民了。于是，在短短几年内，东北农村的两极分化又重新开始了。

比起参加互助组的新富起来的农民，更想像老富农那样发财。甚至有先富起来的人抱怨到：“这个国家好，就是组织起来不好！”，顾乐宫扩大了生产，钱袋子鼓了，要感谢野印。

到了49年春天，一些胆子大的人已经开始要求退出变工队、互助组要单干。受到影响的不仅有普通农民，还有农民党员。有些党员因已经开始顾长工，于是就要求退党，另一些觉悟高一点的不想剥削别人，但光靠自己一家确实也没办法再扩大生产了，于是干到迷茫就出卖深口解顾长工开始摆烂。

土改走的是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从而实现农业增产的路子。现在农民搞不清楚政策，积极性也受到了影响。再这么下去，农村刚刚恢复的产量就有下降的风险。于是，一连串的问题摆到了东北领导们的面前。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应该允许农民在有单干条件后退出互助组织吗？应该默许富裕中农成为新富农吗？以及最重要的，农民究竟应该经过怎样的道路走向富裕？最早关注到这个问题的是东北局的张文天和高岗。张文天早在1940年5月就指出，党在农村的基本方针应该是继续发展劳动合作，让农村向社会主义发展，党员必须成为合作运动的先锋。高岗在这个问题上还要激进一些，他认为在实际工作里必须要将政策和资源都向互助组织倾前，比如说资金、贷款、农具和种子供应都要优先互助组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要继续发展他们的规模。

党员原则上是不允许剥削的，他们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但是中央并不同意张高等人的看法。1950年1月中组部向东北局传达了经刘少奇审核过的意见。中组部认为党员有故宫的自由，既然在现阶段极高产量靠完全是农民的积极性，你就必须得允许党员剥削，因为党员不故宫，群众就不敢故宫，生产热情一起会遭大洋。党员在这方面也得起到在头作用。

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时期剥削与阶级分化的问题一直持比较轻松的态度。早在49年5月的天津讲话上，他就表示民族资产阶级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这就是所谓剥削有公论。对于农村的新富农问题，刘少奇的观点是能够单干是好事情，说明农民富起来了，愿意走集体路线的农民只是因为穷，暂时还单干不了。所以说出现富农就算以后再多出来很多的，也不要紧吧。从长远来看，他们比不过集体农场。

至于富农党员，大不了以后再开除吗？应该说刘少奇对农村两极分化的认识是完全符合新民主主义允许私有制发展的原则。

对于农村的集体化前景，中央早有共识。只有在新民主主义里完成了工业化，农村才能走向社会主义。而新民主主义时期农村的任务就是扩大生产，解放生产力，为工业化积累原材料。既然农村没有拖拉机，又想增产，那就只能继续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了。他们想单干、单干；想顾工、顾工；想买地、买地，只要能让你们干活干得积极，一切都好说。

但是这种想法无疑是自相矛盾的。顾工、买地能提高积极性，也许是真的，但这只是买地者的积极性。既然农村没有拖拉机，那么那些买来的地最终还是要变成顾农来打理，他们的积极性真的会很高吗？然后再过几年，地扩张得更多了，我们的富农想了想，顾农每天要查稿管不过来了，哎，不如直接出租，每年订好拿一个租子好了呀。等一下，这不就是地主吗？而地主的生产力我们是很清楚的。

所以事实就是，也许合作化并不能继续提高农村的粮食产量，但如果还继续抽象地促进积极性，到头来反而会缩小产量。所以从经济层面上看，土改和历代农民起义后的土地再分配并没有根本性质上的区别。这种土地兼并、分配、再兼并的循环是小农经济的必然结果，除非有一股强大的外力介入打破这个循环。

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11318万吨，这个数据到了1952年已经飙升到了16393万吨，超过了历史最高产量9个百分点。但这就是小农经济的巅峰了。从1952年到54年，全国粮食产量每年请增长几百万吨，已经没有后劲了。这是因为到了这个阶段，产量上不去，并不是说积极不积极就能突破的。如果要说有什么能做的，那也只可能是推广新农具或者新修水利，但这些又很难在次有制的小农经济里发展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中共涵单地位在1952年的一封报告中写道，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严重增长已经是当前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合作化还是单干，这就是摆在农村工作面前的难题。随着全国土改工作的顺利开展，这个问题也变得急迫起来。除了之前提到的东北，山西的老解放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山西很多地方从抗战时期就是八路军的根据地，土改早在47年就完成了。在长治，农民参加合作组和变工对比平均比例在50%以上，有的村甚至达到90%。可土改之后，农民生活变好，对合作的兴趣也就低了很多，原有的农村互助组织遥遥欲坠。为了改变这个情况，1951年，长治地委和山西省委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按照现代的说法，农村既不会走向现代化，也不会走向社会主义化，而是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作为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要么会瓦解，要么变成富农庄园。为了与这个自发趋势斗争，山西省委想了不少办法，一是互助组组员要将大攻坚金按成员享有，但是如果你想退出，那钱就不退；二是逐渐减少互助组里按土地分配的比例，最终要按劳分配成为主导地位。

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要想真正打破产生地主的农业经济循环，必须有股强大的外力吗？山西这就是用社会主义的强大外力去动摇私有基础，而且这也是在那个年代唯一可能的外力。刘少奇当然是不认同山西省委的看法了。1951年7月，他在山西省委的这份报告上严肃地写道：“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刘少奇还是一样的想法，农民的自发设立也是正常的，阶级分化也是正常的。谁怕谁就要犯错误来来来，同志们，学习一下，他们的错误。工作者突然就变成了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典型。

山西省委那是一个不服气，我们明明是为了向社会主义迈进。新民主主义里边是有成人保护私有制的这些东西，但也说了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凭什么我们就是错的。于是他们就给教员写了一封信，事情在这里起了变化。

教员了解了双方意见之后，在住处约谈刘少奇的人，他明确表示自己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应该主动推广合作社。教员认为，中国的合作社完全可以像资本主义的工厂、手工业那样，通过劳动组织形式的变化形成新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可以由此去动摇私有基础、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教员第一次明确反对在农村里对私有制的保护。在此之前，大多数人的想法是，现在是要先搞十到十五年的新民主主义，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既然是搞新民主主义，那农村的私有制就应该光保护不动摇，最多孤立一下他们，认为这才符合新民主主义保留资本主义的思想。

但教员却认为，我们应该去主动地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进入社会主义，不能再继续给资本主义发展的机会了，这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好处。按照教员的意见，中央制定了农业发展的规划，决定要首先逐渐加强互助组，接着组织农民进入合作社，直到最后建立集体农庄。而这实际上就宣告了允许私有制发展的新民主主义在农村的终结。

教员之所以做出这个战略转向，是因为解放后国内形势的发展已经逐渐把新民主主义甩到了身后。首先是刚才提到的农村形势的变化，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的农村，已经必须要考虑向哪个方向继续发展的問題。其次是1952年的经济形势，原本中央是打算用最多五年的时间来恢复国民经济，而现在建国刚刚三年，工农业总产值就已经超过了解放前最高水平20%。现在要考虑的已经是如何发展、如何工业化的问题了。

当我们还在恢复经济时，国家的目标是调动一切力量恢复生产。在那个时候，允许私有经济自由发展的新民主主义，当然是一种非常适合的制度。可是别忘了，私有经济的扩张实际上也是资产阶级和自由市场的扩张。而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这两样东西妨碍了我们去实现社会主义和工业化这两个终极目标。因此，允许他们发展的新民主主义也必然要被替代。

比起早在1951年就修正了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农村，城市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从1949年到1951年底，党对资本主义工商業是没有怎么动的。当时国内局势才刚刚稳定，新检方地区的土改还在进行，私有经济占了国内经济很大比重。教员定下的政策是不要四面出击，要团结民主资产阶级。于是，在1950年合理调整工商业后，中国的私营经济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比如说上海，从50年11月至51年1月，上海私人工业的棉纱增长了77%，水泥30%，盐料染料74%，玻璃甚至增长了283%。盆满钵满，腰杆子自然也挺起来了。

有些人就开始要求政治上和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经济上与国外交企业平分秋色。用教员的话讲，就是像我们常狂进攻，反面也常狂进攻，那我们也只好杀一杀他们的嚣张。企业于是1952年初，在整治腐败变质干部的三反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中央决定在私营工商业开展无反运动。

无反运动的结果是触目清新的，有人给支援军卖假料，骗取旧币3亿元，有人抬高工价，虚报成本某许暴力7.4亿元。更不要说大量偷税漏税、拉拢行贿，真实浩大的无反运动，我们把不法资本家下的武器纷纷主动交代自己的违法所得以求宽大，人民政府也就实事求是地给了他们一个台阶下。比如说这个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1000亿，最后查检到了360亿。这样的大宽大，一部分当然是经济原因了，毕竟你真要是让他们把不法所得都交了，估计都得倒闭，那样大批工人失业。

于是就被动了。这更是因为教员并不只把无反运动看成是一场经济斗争，也把它看作一场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政治斗争。他最看重的是，通过无反摸清四人工商业的情况，以便以后进行计划经济。用他的原话讲，就是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

可以说，无反完全达到了教员的预期。从此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什么与工人阶级平起平坐，那是根本不敢再提了。同时在经济上也发生着不可忽视的变化。1949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国营比率是43.8%，私营56.2%。到了1952年，情况已经变成了国营67.3%，私营32.7%。用教员的话说，他们已经挂在了党的车头上了。

于是1952年6月，教员在统战部的一份文件上批示到，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顾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中阶级。这一微妙的用词变化，已经预示了党的政策将有一个新的变化。

条件已经具备，而让教员下定决心彻底改变新民主主义的则是中国工业化的发展。1952年8月，中央决定从1953年开始实行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里最重要的任务当然是工业化。当时中国一穷二白，要想工业化，就得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重点项目上去。所有玩家都知道，这种时候最烦人的就是你左手在山西建链高厂，右手让自由市场的AI在拉萨建了一万个艺术学院，那真的是砸电脑的心都有了。

在当时的中国，党试图避免的正是这种情况，但这个问题真的很极守。政府要想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就势必得加强经济统筹的能力。这意味着在农村限力更多的合作社，在城市则要把资本主义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里去。说白了就是加强经济里计划的部分。

可是商品的总量就那些，你掉剥的多了，能自由买卖的就少了。一旦加强了计划，势必就会影响到自由市场，这千百个体农民和资本主义工商的命脉。此外，这个命脉还受到新民主主义保护。所以要想处理工业化与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就意味着一定要对新民主主义做出彻底的改变。

教员每次做出战略性的改变之前，总是习惯先温故两段时间，不外出走走，既征求其他人的意见，也和大家通通气、透透口风，让大家做好心理准备。1953年2月15日，大年初二，教员离开北京，成专列南下视察工作。到河北时，他听行台县长汇报了农村互助合作的发展，而我们讲过，这个时候很多人的想法是小农靠私有经济的天生就是倾向，但结果行台县长说，整个县入社入祖农民已经达到了87%。教员感慨地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

16号，教员到了武汉，着重了解武汉工业、手工业和合作经营的情况。听完报告后，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教员第一次点名了新民主主义，其实只是一种过渡。

后来到了安庆，他又搬着指头跟干部解释：“假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十项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七项、八项，那么要不要等到把这十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通缉会也开了差不多了。

于是，1953年6月15日，在讨论一五季会的一场政治局会议上，教员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向党提出了朝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在民主革命成功后止步不前，继续搞什么新民主主义。他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个想法是错误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这段话点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矛盾所在。它既要调动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又要目标实现社会主义。可是就像我们说过的那样，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冲突的。这在国民经济还在恢复的时候尚不构成问题，但等到恢复好了，问题也来了。如果允许资本主义继续扩张，那么实际上就是要扩大自由市场的范围，那你相应的就得去限制社会主义的身份。如此一来，实际上新民主主义也就变成资本主义了。

这时，没办法集中力量的私人资本主义，不可能去搞工业化，国家的计划能力也会因为分散的市场而能力不足。到头来，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和向社会主义前进的两个终极目标，只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当然了，你也可以说，对吧，我们有政权、有人民的支持，只要能发展生产，那都不怕，之后再处理他们。但这些都是虚的，大家可别忘了苏联的例子，他们也是先搞了新经济政策，搞资本主义，结果搞农业集体化的时候遭到了富农顽固的反抗，农产量一夜掉回解放前。你别看斯大林感觉很忙，他其实对这一切一直PTSD。

到1952年，斯大林对来访刘少奇苦口婆心，千千万万记得，等等再搞富农会影响生产。所以说，对于新中国来说，更有利的肯定是在还没有新富农、地主、资产阶级力量也没有恢复的时候，依靠广大人民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马克思告诉了我们为什么革命叶宁交给了我们党和先锋队，中国的革命者们更是在一个没有人会相信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方夺取了政权。但是之后呢，革命没有水晶球，没有人能在事前知道应该如何进行社会主义。

正如新中国史就是一部朝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过渡期总路线的偏张，最后矛盾的编写组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认定只有单一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中国这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的实际连续。从60年代到今天的新中国历史，也许不是作者的本意，但在这句话恰恰体现了新中国史的复杂。它既包括了前进，也包括了为了前进而失败的实践，更包括了为了前进的后退。

但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进行中的历史，目标都是始终明确的——我们一直在探索，我们仍然在探索。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喜欢的话请不要忘记一键三连，转发评论，留下你的单目哦，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