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祚何绝——王莽和他的超自然帝国【小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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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元23年新莽政权帝皇四年,长安城成为火海。
  • 王莽进行最后的挣扎,进行祈祷,希望超自然力量的庇护。
  • 王莽最终被陆林军杀死,象征着新莽王朝的覆灭。
  • 西汉的灭亡,是经过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导致的。
  • 儒学的理论影响深远,导致了对汉室合法性的质疑。

在公元23年,新莽政权帝皇四年10月初三,长安城也是一片火海。关东来的陆临军从宣平门如潮水般涌入。在这个政权的末日,长安城中的官署已经空空如也,只有卫阳宫中一群臣僚还在围绕着皇帝进行最后的挣扎。只不过,这亡国前的最后挣扎既不是调兵遣将,也不是交代后事,而是做法。

此时的王莽已经68岁,他本已花白的虚发,在不久前刚刚染黑。为了迎娶皇后,王莽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染发。不过,这件事情现在早已无人在意。大祸将至的王莽正在进行他最后的一次反抗。王莽身穿青色透红的长袍,手上攥着雨地匕首和一把微斗,这微斗是他命人用五十铜铸造的,长25寸,仿照天上北斗的形状制成。王莽根据危斗的指向更改坐榻的位置,期待着危斗指向的汉兵立刻被消灭。然而,王莽期待的奇迹显然没有发生。

随着喊杀声越来越近,王莽在群臣沉浮下跌跌撞撞地奔向他最后一处据点——剑台。这是一座位于太液池中、四面环水的高台,高达二十余丈,进出只有一条通道。王莽选择了这里作为他的终结之地。在此之前,他在长安城外修建的规模宏大的九庙等建筑已被齐焚毁,军只剩下这里还是新莽政权最后的领土。

在高台上,王莽进行最后的祈祷:“皇天既命寿臣莽,何不天灭众贼,既令臣莽飞逝,愿下雷霆。”诸臣莽王莽绝望的声音响彻剑台,但这一次再没有人能给他一个答案了。在剑台之下,新莽政权最后的一千多名死忠渐靠拢,而王莽则命令天文郎摆放星盘占卜后说出他人生的最后一句话:“天生得雨于汉兵骑入雨河。”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场景。在王莽之后的历代王朝里,如果说还有哪个统治者在灭亡前将希望寄托在超自然力量上的话,就只有一千多年后的洪祐权了。

黄昏时分,新莽政权最后的时刻到了,陆林军杀上剑台,王莽死于乱军之中。他的头被割下,象征着这个篡夺汉室江山的短暂王朝正式覆灭。在中国历史上,新莽王朝作为一个绝对的反面典型,被历代王朝视为伪朝。然而,虽然历代王朝有意将王莽塑造为一个丧心病狂的野心家,却无法向后人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如王莽这样的人会轻易夺取汉室江山?为什么像王莽这样的叛逆至死仍然有上千的众臣追随?以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王莽直到死前一刻还在祈求超自然力量的庇护?

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西汉的灭亡是一个独树一帜的特例。他几乎没有遭遇任何王朝末路的困境,就轻而易举地被奪取了江山。在外,西汉没有面临金元一样的强大外敌;在内,西汉没有唐末藩镇那样的割据娇兵;在地方,西汉没有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在朝廷,西汉没有出现不可一世的朋党。这一切都说明,西汉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地亡了。

西汉灭亡之所以会面临这样的结局,其根源要从元光元年说起。汉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了一个深刻影响中国历史上千年的理论——天人感应。按照董仲舒的理论,人的身体构造、情感意识都是上天根据自己的模样复刻的。人有四肢,天有四季;人有醒睡循环,天有昼夜交替。天与人会互相影响,而与天互动最频繁的就是人间的主理人——皇帝。

根据天人感应理论,天与人间有一套沟通机制,而其中最主要的判定标准为德。当人间正至清明、君主有德时,上天就会降下祥瑞;而当人间正至黑暗、君主无德时,上天就会降下灾疫来警告皇帝。这一套理论深得汉武帝之识,将其大力宣传。在天人感应理论提出到二十多年后,汉武帝自信地向上天汇报自己的文治武功。从此,儒家的天人感应理论真正深入人心。

随着泰山封善等一系列宏大仪式的结束,汉武帝成功通过天人感应理论向全国证明刘汉皇朝并不仅仅是靠暴力建立的政权,而是由上天授权的神圣王朝。而大汉皇帝就是与上天互相呼应的天子。按照天人感应理论,皇帝的每个行为上天都看在眼里;同样,上天降下的每个祥瑞和灾疫都代表对皇帝执政的评判。这一套理论极大地增加了刘汉皇室的神性,对政权合法性有巨大影响。然而,当年的汉武帝还没有注意到,他给子孙留下的巨大bug:上天降下的种种福征都对应着皇帝的失德与否,但解读这些福征的权利却不在皇帝手里,解释权属于儒生。

在那个中华古代文明的年轻时代,很多我们熟悉的事物还不是后来的样子,儒学在汉朝不仅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结合了神秘学、真伪学等超自然力量的复杂学科。事实证明,儒生对天人感应的阐释远不是汉武帝所想的样子。从汉武帝死后,越来越多的儒生开始从灾疫出发向皇帝开火。

汉宣帝本史四年,关东连续地震洪水,大臣趁机上书,称地震是因为皇帝任用库吏导致民生困局,所以才怨气上达,令老天降下灾。汉宣帝无奈之下,只得下诏大赦天下,罢免了那些库吏。汉元帝出元元年,关东洪水,大臣上书皆称皇帝失德,要求皇帝远离外戚宦官。汉元帝一一听从。五年之后,由于地震和日食发生,又有大臣上书指责皇帝教化废迟,忽视皇后。汉元帝不得不下诏罪己。

汉承帝建始三年,关中暴雨常灾,大臣上书直言原因是因为汉承帝失德之罪的体现,要求承帝立刻远离外戚及后妃赵飞燕。承帝不得不下诏罪己。两年以后,由于出现蝗灾,大臣要求承帝罪己,驱逐赵飞燕姐妹。随和二年,汉成帝驾崩。直到驾崩前,大臣还在指责多年灾疫都是因为皇帝失德、累信外戚、荒淫误国等等。

在多年来儒家对天人感应的解读中,终于在西汉王朝走入第十三个皇帝汉埃帝时代时,汉埃帝终于说出了一句耸人听闻的话:“我打算效仿尧舜禅让皇位。”当汉哀帝说出这句话时,西汉既无权臣当政,也无外敌内乱,是一个完全正常的王朝。而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汉哀帝居然说出了要禅让这样的可怕话语。汉哀帝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间来到汉哀帝时代时,此时的刘汉皇室的合法性已经衰弱到人尽皆知的地步了。

当年承认天人感应的汉武帝没想到,天命既然可以通过扶贞来归属刘氏,自然也可以通过扶贞来离开刘氏。汉朝帝元奉三年正月,汉朝出现多处在议,同时一句神秘的谶语开始在民间流传:“公孙病已立”。当这句谶语出现后,汉廷弗届,令隋鸿很快解读,称最近出现的在议以及谶语的意思是王者异兴告殆,意思是汉朝要改朝换代了,汉朝帝应该主动退位禅让给谶语的主人公孙氏。

此时的朝廷还是班光囊,正当班光听说隋鸿如此大逆不道的解读后,立刻把隋鸿杀了。然而几年以后,汉昭帝病死后,王废除昌邑王后,改立汉宣帝。汉宣帝以元明留病,竟是汉武帝增孙正中了公孙病已立的趁虞。虽然隋鸿的解读不对,但谶语的预言性却得到了印证。当谶语扶正的预言性已经人所共知时,身为天子的皇帝就无法忽视舆论的压力了。

从汉宣帝开始,每当有人从灾疫方面解读皇帝失德时,皇帝就不得不通过宣传祥瑞来证明天命仍在流失。然而随着儒生们对灾疫的解读越来越多,对汉帝的攻击越来越多,由祥瑞带来的舆论对冲就显得越发力不从心。昭宣两代帝王尚能强力压制各种不利于皇室的舆论,而随着时代变革,进入西汉后期,越来越多的舆论开始主张堯舜一代汉命已衰的说法。

大臣古永曾引用董仲舒的名言:“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虽愿名言善让,却直指刘氏皇权的合法性危机。汉哀帝建平二年,为了挽救已经摇欲墜的合法性,皇门代召夏赫良向汉哀帝禁言:“汉家历运终衰,当再受命。”也就是说汉室的气运已经严重衰落,应当重新受天命。夏可良陈吉献策,建议汉爱帝改元一号,再受天命称臣为顺后刘为翘后以顺继翘,正是天命所归。

所谓建平二年六月,汉爱帝下诏改元太初,自称臣胜刘太平皇帝,表示再次接受天命。汉室仍然可以执政。然而,这场再受命的闹剧不仅没有起到正面效果,反而极大地刺激了汉室衰微的舆论。原因是之前的舆论,就算再广为人知,毕竟也是在私下传播,而汉哀帝的这种行为却将汉室失去天命的说法拿出来公开讨论。他反而侧面印证了一个事实,天命是有可能离开汉室的。

当天命离开汉室时,皇帝也需要禅让。当再受命的闹剧结束后,汉朝四方的灾疫仍然不断。生活在现代世界的我们当然知道中国这么大,怎么可能没有自然灾害,但在汉朝儒生的眼里,这显然是老天并不接受“再受命”的说法,更加印证了汉室天命不散。从现实角度讲,儒家对于汉朝皇室的攻击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统治阶级的一员。

自汉武帝后,儒学就成为了汉朝的正统官学,儒家的力量愈发强大,为什么要与汉室为敌呢?答案可能在一段话里。汉宣帝甘露三年,汉宣帝在十七阁召开会议讨论《五经一统》。太子刘氏参会,汉宣帝由于重用法家,屡次以刑罚惩治大臣,因此刘氏劝谏宣帝使用儒生。听到太子的劝谏后,汉宣帝力声喝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正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事故非金使人眩于明时,不知所守何足为人。

当汉宣帝的这段话传出大内后,汉朝的儒生更加确认了他们早已知晓的一点:汉朝皇室用儒而不信儒。实际上,历史书中对汉武帝所谓的“霸楚百家独尊儒术”的概括是并不全面的,因为汉武帝及之后的历任汉帝远没有独尊儒术,儒家只是执政的门面,而法家才是大汉的基礼。

所谓“霸王道杂质”一句道破了汉朝统治术的真相:外儒内法。儒是哲学,是道德,是舆论;但法家才是统治术、管理术,是帝王真正倚重的执政方法。在西汉政府中,有大量专精法令的法家官吏占据各级位置,而擅长皇老之术的官员也为数不少。所谓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并没有把儒家完全作为其执政思想,其穷兵独武的政策也与儒家理念相差甚远。

所以虽然汉武帝推崇儒学,但他在儒家眼中评价却很低。儒生们并不尊重汉武帝,而将主要希望放在刘彻的继任者身上。然而儒生们很快就失望了,汉武帝死后,继任者昭帝、宣帝继续推崇儒学,儒家开始蓬勃发展。然而,虽然儒学在朝廷中影响越来越大,却始终没有征服过一个皇帝。

汉昭帝在位时间较短,其权臣获光也不是儒生。而到了汉宣帝时期,他表面上尊崇儒家,很重视各类祥瑞。然而在另一方面,汉宣帝却在权力运用上刻意打压儒家。他不仅将一些儒臣下狱,而且大力重用文法力这种法家官员,尤其是着力提高外戚和宦官的地位,。将外戚担任大司马作为定力,让儒臣只能给外戚和皇权做附庸。

三任皇帝对儒家的明尊暗贬让儒家对刘汉皇室深感失望,但他们还抱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汉元帝成长于儒家蓬勃发展的时代,自小接受儒家系统化教育,是个真正的儒家的自己人。如前文所述,劝诫父亲重用儒生正是其可靠的体现。然而汉元帝一登基,立刻给儒家小刀拉屁股,开了个大眼。

汉元帝的老师肖望芝是汉宣帝留给元帝的顾命大臣,也是儒学的首领。汉宣帝本打算让元帝登基后任命肖望芝为宰相,在汉宣帝留给元帝的辅政班子里,既有外戚、也有宦官为代表的法家势力,也有肖望芝这样的儒臣,堪称三足鼎立。

然而元帝刚刚继位,身为帝师的肖望芝深感儒家的时代已经来到,开始对外戚和宦官开火。不想元帝并不上套,在宦官和外戚反告消亡之后,执法官员来逮捕消亡,年逾六旬的消亡之不堪受辱,说了句:“老而入牢,苟求生活,不亦彼乎?”就自杀了。消亡之死彻底让天下儒生寒了心。

在儒家观念里,逼死老师的行为无异于士父。之后的汉元帝虽然进行了大量儒家化改革,却再难得到儒家肯定,尤其是汉元帝不愿打破外戚宦官对儒家的制约局面,更是让儒生们深感失望。最终,儒家对汉元帝的评价是“人而无断智术不足”,同样不是理想的君主。

汉元帝死后继任的汉成帝是有名的荒淫皇帝,在位期间宠信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信用王室外戚更是让儒生们谴责他荒淫失德、背离儒礼。而汉成帝死后继位的汉哀帝更是名牌,效仿昭宣二帝执政,以王霸之道杂职,对儒家刻意打压,将很多儒家已经定下的礼仪祭祀重新更改。这更让他获得了一个施政反复荒废儒制的评价。

也正是在汉哀帝执政期间,对于汉室以师添命的舆论达到了最顶点。实际上,早在公认的汉宣帝时期,大儒盖宽瑶就曾经公开提出禅让问题:“方因圣道尽废,儒术不行,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站在后世的角度,这种公开提善让的行为无异于自杀,实际上盖宽瑶也确实很快就自杀了。

但是这种言论却体现了一批汉儒们的共同想法:天下应该有贤人做皇帝,不贤的人当善让。那么汉朝的儒家认为,究竟什么样的人算是贤人,什么样的人配做皇帝呢?在汉宣帝批评汉承帝的话里,有一句信息量很高的话:“俗儒不达时宜,好事古非今。”这句话点出了儒家的一个顽固传统:事古非今,肯定古代,否定现代。在儒家体系中,“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是一句极具贬义的话语,儒家所追寻的是所有儒生都未曾见过的三代之志。

而到了汉末,儒家的追求变得更为具体了。汉武帝元朔五年,太学建立,儒家正式成为官方学说,儒学开始大为兴盛。然而在表面兴盛的背后,一场学术国命正在悄然酝酿。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儒家经典被销毁大半,秦王之后,学者们靠着记忆背诵将经典用汉诗重新写了出来,并被汉朝官方树立为官方儒学。这种学派被称为金文经学。

然而随着西汉时期一些未被秦朝销毁的古籍不断被发现,另一种根据古籍而延伸出来的古文经学逐渐诞生。作为官方儒学,金文儒学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对皇帝都有批评,但其更倾向于政治哲学,其政治主张主要以哲学形式存在,比如主张尊王大一统等等。

总而言之,金文儒学仅仅是一种学说,其对皇权虽有多种不满,但并未有清晰的政治愿景。而古文儒学则解决了这个问题。古文儒学兴起后,儒学信仰开始出现了一个重要分野,其重要争议在于如何看待孔子。在金文儒学眼中,孔子是肃王,是有圣王之德而无圣王之实的信仰的终点。而古文儒学则认为孔子是先师,是伟大思想的传播者。

那么伟大思想来自于谁呢?周公。古文儒学所推崇的是那个由周公治周礼、天下井然有序的理想国。在古文儒学眼里,周公做礼乐,让天下变得井然有序,天下万民按照礼乐的秩序行事,天下就会太平。在教科书上,当提及西汉灭亡的原因时,一般都写着西汉末年的危机是来自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悬殊等等。

实际上,这种说法过于粗暴,因为土地兼并、贫富差距这些问题并非西汉所独有,而是历代王朝都存在,且西汉尚未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其社会形势远没有恶劣到不可救药的程度。然而西汉之所以最后发生了迥异于历代王朝的结局,是因为随着古文儒学的传播,儒家为西汉的社会危机提供了一个解决蓝图。

对于土地兼并、贫富差距等不平等现象,无论是古文还是晋文儒学,都是深为不满的。董仲舒早就发出过“父者田连千磨,贫者无力追之”的感慨。对于将奴隶与牛马并列出售的现象,儒家的学者更是极为痛心,因为这并不符合儒家仁政的理念。然而在20年前,儒学的学者们并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来构想一个未来社会,他们只能翻阅古籍,找到他们心中的理想国——太平市。

所谓太平市是社会消除贫富分化、人人物质均匀、政治秩序井然、社会道德高尚的时代。古文儒学认为历史上唯一达到这个标准的时代就是周公制定周礼的时代。为了达到这个理想国,天下必须做出改变:土地制度需要恢复景田制,奴隶必须被解放,而货币甚至要被废除。汉儒认为奸邪不可尽其缘皆起于前,他们认为货币是贫富差距的根源,最好予以废除。堪称西汉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大汉天子的手里,汉儒们的理想绝无实现的可能。历代汉帝不仅儒法并用,而且将权力牢牢把控在皇室外戚手里,儒臣们只是权力的参与者,而非决断者。从社会风气来看,作为中华第一帝国的大汉犹如一个青春年少的青年,社会充满奢华开创的风貌,这也与汉儒所追求的周公之士相去甚远。

在大汉的江山之下,汉儒并没有任何希望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只能期待一个尧舜圣贤,直到这个圣贤真的出现。他的名字叫王莽。晋陵元年,汉元帝驾崩,太子刘傲其位视为汉承帝。汉承帝登基后,其生母王正君被尊为皇太后,正式进入汉朝的权力中心。在中国历史上,王正君是个特殊的女人,她以84岁的超长寿命完全影响了西汉历史。

然而,作为毁灭一个王朝的女人,王正君既不权欲熏心,也不心狠手辣,她甚至以仁慈而闻名,唯一的缺点是有点姑娘劲。王正君本是普通官宦之女,因方氏的一次预言偶然入宫,机缘巧合之下,王正君居然得到了汉元帝的一次临幸,然后就升下了。汉成帝继位后,王正君开始大力提拔王氏子弟。在其支持下,王凤成为大司马,五个兄弟被同日封为侯爵,到后来,家族居然达到了空天爵后的石侯外戚权势。

哪怕强如霍光也未曾达到王氏的水平。对于外戚主政,汉朝儒臣本身就是十分不满的,而在当权之后,王室子弟果然也开始得意忘形。十年寒窗,比不上人家姐姐化妆成都。王商生病时,竟向汉城地建明光宫避暑,还为了自家宅地里游水享乐,凿穿了长安城墙。曲阳后,王根的家中有些建筑居然模仿皇宫的形状,至于其他贪权受贿、排斥异己的行为,则更是比比皆是在,朝野中备受指责。

然而,也就是在这些同行的衬托下,王莽就显得十分突出。王莽的父亲王漫虽然身为王室子弟之一,却由于去世过早,没有赶上家族发迹。因此,虽然身为太后王正君的侄子,王莽在家族中却没有受到多少重视。然而,正是出身低微的王莽,表现出了迥异于家族的形象。与那些嫁鸡斗狗、自行享乐的同辈们不同,王莽自幼勤思好学,而且专学儒家经典,为人谦恭有礼,处事谨慎。在伯父王奉生病时,王莽亲自服侍,亲尝药乱,手足不解,一代连约其孝顺,让王奉深受感动,临死前嘱咐王正君多加照顾王莽。

永史元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迎来人生重要的转折点。然而,虽然爵位日尊,但往往却节操欲迁,他不仅常将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变卖自己的马车接济穷人,其母亲更是穿着简朴到被人误会为仆人。他被视为儒生,频繁与儒生交往,讨论经典,与人交往无论贵贱都谦恭有礼,得到了长安城中的一片好评。

靠着超强的形象塑造,王莽往往获得了极为特殊的优势。他身为外戚,拥有着儒臣们望尘莫及的政治地位。同时他深受儒家的支持,又让他在家族中脱颖而出。在双重优势之下,王莽于隋和元年接过了家族权柄,正式出任了大司马。成为大司马后,王莽修建了碧雍,供养上千儒生,更是让儒家尤其是古文经学对其极为推崇。

在西汉末期,古文经学的领袖刘欣与王莽相识于微末,多年来的交往让其深信王莽与古文经学拥有共同的政治理想。然而王莽的大司马位置还没坐热,随后二年,汉成帝驾崩。由于汉成帝吴子堂侄汉哀帝刘欣继位,王莽瞬间失去了当朝外戚身份,很快被汉哀帝赶出朝廷前往封地。然而在封地,王莽做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在封地的日子里,王莽整日闭门谢客。

某一天,其子王霍居然杀死了一名奴仆。在汉朝,主人杀奴仆虽然犯法,却多以缴纳罚金了事;然而王莽却严厉追责,直接勒令儿子自杀。在后世,王莽之所以被视为伪君子的标杆,是因为他绝非什么正直良善之辈。他的一生,逼死了自己四个儿子中的三个,对亲人朋友爱人都毫无仁慈之心,其一生的行为皆为了塑造其道德完人的形象,而事实证明他几乎成功了。

当此事传出,朝野震动,王莽为了追求道德,令儿子自杀的行为很快被传为“大义灭亲”,数百名官员对皇帝上书,深诵满功德,让王莽成为了时代的道德楷模。很快,随着儒家官员对灾疫的解读,汉哀帝不得不召王莽回京。虽然此时的汉哀帝仍未想重用王莽,然而元寿二年六月,汉哀帝驾崩了。

由于汉哀帝没有子嗣,太皇太后王正君迅速接管皇帝权利,并立刻传召王莽入宫商议皇位继承人选。王莽再次被任命为大司马,领上书士,就这样重新回到了权力的舞台。王莽掌权后,立刻着手清除汉哀帝亲信,立汉平帝为帝。从此,西汉的权柄被牢牢掌握在王莽手上。

原是五年十二月,年仅十四岁的汉平帝驾崩,王莽立仅两岁的刘英为皇太子,自身则居社建作儒州公。故事称假皇帝和社皇帝,此时大汉王朝没有皇帝,只有皇太子,王莽就是最接近皇帝的存在。他离成为真皇帝只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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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往往称摄皇帝的184年后,西梁军阀董卓仅仅因为废立了皇帝,就引来了朝臣的拼死抵抗,直接引发了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而当王莽自称为假皇帝、摄皇帝时,除了地方上一场时长不过三个月的宅邑起义以外,朝廷上的文武百官安静无比,顺滑地完成了这场和平演变。至少在西汉末年,人心思汉还是个伪命题。

大汉朝廷之所以如此支持王莽,是因为他们在王莽身上看到了希望,脱古改制的希望。首先,作为儒生的王莽,在儒家的古今之争上,坚定地站在了古文经学上,掌权后立刻提拔了大量古经学者。原始四年,王莽修建明堂、碧雍、灵台,规格完全依照周代理智修建,又征召天下通晓古文经的学者数千人至长安,让他们参与理智修订、文献教刊。

对于古文经学家而言,王莽是第一个真正重视古文经学的执政者,在王莽身上,他们看到了恢复周代礼乐的希望。其次,王莽多年来的个人IP塑造终于得到了他最想要的结果。多年来,人、孝、大公无私的谦公形象,让王莽完美符合了儒家对圣人之志的想象。而王莽也不断声明自己在效仿周公。

在古文经学家眼中,王莽不是外戚权臣,而是周公在世,是兼具品德与学识的贤者,实现圣人之志非王莽不可。从执政以来,王莽就不断向儒家许诺一个未来,他反复承诺要复周公之志,推景田、废奴婢、改官制,而这正是古文经学家梦寐以求的改革措施。他明确表示,西汉的社会现状源于背离周公之治,唯有复古才能救民于水火。

对于世古非今的儒学家来说,来自当权者王莽的承诺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他们实现最高理想的唯一机会。只有借助王莽的权力,才能将周礼中的理想国变为现实,实现儒家版的历史的终结。

至于说王莽对汉是不是不忠诚,对于这一点,西汉君臣普遍没什么心理压力。他们的想法是:失败了才是篡汉,但成功了就是善让。目标已经明确摆在王莽和汉末君臣面前,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让王莽成为皇帝。

在王莽之前,王朝的合法更替只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汤武革命,代表人民调民罚罪,比如汉朝的建立就建立在伐吾道、诛暴秦上。然而西汉的统治显然不能算是无道。第二种形式是善让,尧舜善让,一直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家话;但是尧舜善让的前提是得有个天字。可大汉现在没有皇帝,只有个两岁的皇太子刘英。

两岁的孩子显然不会自己主动说善让,所以这条路也堵死了。虽然现实的路径阻力极大,但好在王莽的时代还有另一个选择:在普遍迷信的汉朝,人们还可以通过超自然力量表达态度。

在王莽当上假皇帝、摄皇帝后不久,广饶侯国报告林毅,现在一名县长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自称天公的使者来告诉他一句话:“摄皇帝当为真。”第二天早上,厅长下楼一看,楼下居然出现了一口白尺深的井,这种深井病立刻被视为祥瑞。

没过多久,八郡汇报当地出现石牛,御用县汇报本地出现带图案的黑石。王莽赶快决定亲自迎接这些祥瑞,在居社三年十月,两种祥瑞符命送到长安,王莽亲自去查看。据说当天突然刮起大风,尘土飞扬,等到尘埃落定,王莽发现有一块铜制的符和一张薄书落在了石牛之前,上面写着:“我们作为现代人,当然对这种鬼话嗤之以鼻”。

但是在普遍迷信的汉朝,祥瑞的真实 indeed是得到普遍相信的。很快,王莽顺天意去掉了自己摄皇帝的头衔,只剩假皇帝,他在等待最后的临门一脚,让自己彻底转正。王莽没有等待太久,因为生活在长安的儒生哀璋决定帮王莽走出这最后一步。哀璋不是官员,只是个太学生之类的儒生,但他对拂命、陈伟学十分精通。

早在王莽称假皇帝时,哀璋就精心制作了两个铜匣,一个里面放了图,一个里面放了书,正模仿了周易戏词里说的“合出图、落出书”。哀璋在图的铜匣封皮上写了一句“天地行喜尽亏,图”;而在书上则写了“赤地行喜,帮传与皇帝金册书”。所谓赤地帮,指的是刘邦。刘邦将书传给皇帝,皇帝是谁呢?当然是王莽。

是的,西汉不是没有皇帝能禅让吗?我直接让汉高祖刘邦的鬼魂来禅让。初始元年1月23日黄昏,哀璋走出家门。他穿着奇特的黄色衣服,手里小心翼翼地捧着铜匣。他走到汉高祖刘邦的宗庙,告诉警卫自己要带天帝和赤帝传递伏命。当王莽听说如此祥瑞时,赶紧召集群臣车来验看。

在众人的注视下,哀璋的两个铜匣被拆封,他的图上画着五德循环和汉朝的数数推演,依据汉运当中;而书上则说出了王莽梦寐以求的那句话:“高地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意思是汉高祖刘邦的鬼魂承天命将江山让给了王莽。在汉朝人的观念里,鬼神的存在是毫无争议、无需讨论的;来自超自然力量的石刻一样,也是石刻而且权威性更高。

那么有什么比汉高祖本人的禅让更有权威呢?靠着哀璋的临门一脚,王莽完成了禅让合法性的最后建设。当然了,哀璋肯定也不能白忙活。他在书里写:“往往有辅佐大臣十一人”,赫然把自己的名字写了进去,一跃让自己从一个普通儒生成为了新朝的顶级权贵,回报可谓十分丰厚。

史建国元年正月初一,王莽在慰安宫正式举行禅让大典。面对连话都不会说的卢子英,王莽痛哭流涕地说:“当年周公摄政,最终还政成王;今天我却迫于天命,不能随落还政于你的心愿。”当王莽这番话说完,群臣漠不敢动。

王莽封儒子英为定安公爵,享受万户彩艺,而不必称臣,享受郭宾待遇等。这与后世的汉宪帝如出一辙,只不过汉宪帝是真的享受了这些待遇,而儒子英则很快被王莽关在一个没有窗户的黑房间里,不许任何人对他说一句话。当十几年后新朝灭亡,儒子英被放出来时,他根本不会说话,彻底被王莽关成了废人。

就这样,54岁的王莽终于成为了皇帝,西汉的历史结束了。如果说王莽一生还有哪些不虚伪的事,就是他真的相信那套儒家复古的理念,并且真的去做了。登基之后,王莽立刻开始实行全面改革,恢复王田志,实行全面货币改革,解放奴隶,全面更改官兵礼仪等等。

后世的很多人说王莽是穿越者,因为他的很多政策很像社会主义改革,只是因为太过超前而失败了,这完全误会了王莽改革的目的。他的政策绝不是超前,而是一种完全脱离了现实的极端复古。

在工业革命后,由于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导致现代人看古代的生产力都是差不多的落后状态。实际上,古代与更古代之间同样是有生产力进步的,王莽的改革完全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其结果也可想而知:十几年后,新莽政权就迎来了全面崩溃。脱离现实的改革导致天下民不聊生,边境内地战事不断,乞丐军没费多大力气就打进了长安。

王莽从开国皇帝变成了王国皇帝,新莽政权这个大一统王朝也失去了所有法统,王莽成为了反面典型,一臭万年。王莽的失败,其意义远不止毁灭一个政权,而是儒家一套方法论的终结。如果王莽的改革成功,那么后世的儒家很可能会认可天命归于贤王的理论,家天下的理论基础很可能被深深动摇,历史有可能就是另一种走向。

然而王莽和儒学没有利用好这唯一一次机会。在他那由超自然力量授权建立的王朝形象崩溃时,一切的理想都已经成为泡影。王莽最后能想到的,也只有追求超自然力量的庇护。在最后的占卜后,王莽对天大喊:“天生得益于汉兵齐如鱼禾!”老天选择了我,汉兵能奈我何?

几个小时后,王莽的头颅就被斩下,用物质的力量粉碎了一切超自然的信仰。在公元一世纪的开头,68岁的王莽就这样用一种黑色幽默般的方式,为后世的国人上了一场独特的唯物主义教育课。